程千帆先生在武汉大学二三事 | 吴志达
编者按
程千帆先生在1978年移砚南京大学之前，曾在武汉大学任教多年。吴志达先生是程先生在武汉大学时期的弟子，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。今年已85岁的他在年初深情撰文，回忆了程先生在武汉大学的一些往事。
初见程先生
热情爽朗，博学卓识
▲1953年的程千帆一家。程先生胸前别着武汉大学的校徽。
1956年，在“向科学进军”的氛围中，我和北师大的同窗郝延霖君，同时考取了武汉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（当时学习苏联称副博士研究生），导师就是我们仰慕的程千帆教授。我们的研究方向是宋元明清文学史。还有两位“老武大”吴代芳、苏德云君，也是程门弟子，而研究方向则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。在我们报到后的第二天晚上，由代芳陪同我和延霖，登程门拜见导师。
程先生当时才四十出头，容光焕发，风度潇洒，热情爽朗，和蔼可亲。而对我们学业上的要求，又是极其严格的。在他听了我们简要的情况介绍后，明确地指出：第一，在对本研究方向学术领域有较全面了解的基础上，结合国家所赋予的使命——在高校独立任课或科研机构承担科研任务，拟订研究计划，交一份给他，然后约定时间专谈研究计划的问题。第二，学术研究，当然要出成果，但是切不可急功近利，把基础打得宽厚一些，要像金字塔那样，绝不能像根电线杆。你们是经高教部统一命题考试录取经我考察同意才进来的，无论你们在读本科时期的成绩如何，但研究生是一个新的起点，要有新的奋斗目标。你们的研究方向是宋元明清文学，但也须熟悉先秦两汉的主要典籍，不然，以后就会吃亏。汉魏六朝小说，唐人传奇，对后来的戏曲、小说，影响深远，不溯源难以穷流，广博才能专精。第三，视野要宽阔，从事古代文学研究，要懂古代文学理论批评，外国的文艺理论也要学，但是不能生搬硬套，中国有自己的理论批评特色，系里特请刘弘老（永济先生）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授《文心雕龙》，认真学，必有收获。理论批评要与文献考据相结合，既不能作空疏之论，也要避免烦琐的史料堆砌。他强调要注意文学与历史、哲学的关系，把文学放到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来研究。听师一席话，颇有茅塞顿开之感。
我们每周听他讲三次宋元文学史课，隔一周汇报一次学习情况，谈学习心得和有关问题。从他的讲话和布置的工作中，我们感受到程先生既重视培养研究生独立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，又重视基本功的严格训练。先从分析某篇有一定难度的具体作品做起，然后写读一个作家集的札记，对他的《宋代文学史》写出最简炼的《四库全书提要》式的评述，能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，进而选择一个作家或某个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写论文。尽管他的工作很繁重，但凡是我们交的各类性质的文稿，他都仔细批阅。我的课程论文选题是《王安石诗初探》，郝延霖的选题是《论苏轼诗》，他赞同我们的选题，随即从他的藏书中抽出李壁《王荆文公诗集笺注》和蔡上翔《王荆公年谱考略》借给我；将王文诰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》和《苏诗总案》借给郝延霖，这些都是线装善本书。他还用大牛皮纸资料袋装了一大袋芝麻花生糖给我们。临别时饶有风趣地说：“各有所携，满载而归。”爽朗的笑声，仿佛犹在耳际。
我的处女作《王安石诗初探》，他批阅后亲自送到我们的宿舍来。在他的鼓励下，我将文稿寄到《文史哲》编辑部，当年（1957年）12月号就发表了，而程先生却因误入“阳谋”的罗网已被贬至系资料室工作。据在场的人说：“当时程先生看到你在《文史哲》上发表的文章，真是喜颜于色，好像比他自己发表文章更高兴。”这就是一个教师的心情。
程先生很注意学术动态，为了准确掌握学术发展历程，培养我们写卡片的习惯。他设计了卡片样式，印发给我们研究生和几位助教，在他指导下，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从辛亥革命以来的研究资料，作了普查，分工协作，做出系统的、较为完整的资料索引卡，经复制，我们每人都有一套。我参加工作后，住在湖边三舍，在“文革”中，把教师集中到学生宿舍，让学生监管教师，而“宣传队”占住湖边教师宿舍，把我积累十年满抽屜的卡片，当作生炉子的佳品烧光了。
听程先生讲课
谆谆善诱，才华横溢
▲1996年，程千帆受邀到武汉大学作学术报告。报告之后，师生四代同堂合影。左起：陈文新（吴志达的研究生）、吴志达（程千帆的研究生）、程千帆、欧阳锋（陈文新的研究生）。
听程先生讲课，真是高层次的艺术享受。他学识渊博，才华横溢，语言雄辩，使听众深为感佩。他总是在讲课前，把讲义铅印发给学生。这对学生来说，无疑是方便多了。但对教师来说，把自己的“秘密武器”事前交给学生，却是一种高度自信的表现。在当时（1956-1957）我们所见到过的文学史著作中，还没有如此详备丰赡的同类著作。由于众所周知原因，这部到1988年10月才定稿的《两宋文学史》和2013年才出版的《元代文学史》，虽然前者经吴新雷教授、后者经我协助修订，对某些章节“做了填平补缺的工作”，宋元文学史总字数近八十万，但其初稿即当年所印发给学生的讲义规模，已颇为宏大，涉及此前同类著作中许多不曾或甚少论述的领域。尽管论点、史料、考据、鉴析诸方面，在讲义上都已备载，而千帆老师的讲课却仍然具有很强的魅力，总觉得听他讲课有新的收获，讲义之外还大有学问。他的课堂语言，流畅精警而游刃有馀，抑扬顿挫，触处生春；比譬形象生动，而又具有雄辩的逻辑力量；批判反面人物或丑恶现象语言犀利而又富幽默感。神态严肃而又自然。内容比讲义上所写的更深化、更丰富了。“老武大”的友人说：“程先生上课，三分钟就可以把学生带进艺术的境界。”信不虚也。
千帆先生才思之敏捷、记忆力之强，也是令人佩服的。如果说在课堂上很少看讲稿，能把讲义的内容既熟练又生动、引人入胜、条理清晰，有如行云流水似地表述出来，可以理解为备课充分；那么在课外，例如我们和他谈研究计划、论文纲要，或是谈某个学术问题，每当涉及某个作家的作品或相关史料，他随口就能指出见于某书第几卷，甚至把原文背了出来，对版本的优劣，也很熟悉。这固然与他早年在堂伯父君硕先生办的“有恒斋”私塾学习我国古代主要经典著作有关，即所谓“童子功”很扎实（详见《程千帆全集》第十五卷《桑榆忆往》，第7页），也与天赋的聪明才智分不开。我们今天没有重走读私塾的可能与必要，但凡有志于研究我国传统文化之士，在上中学、乃至大学时期，在我国古代主要典籍方面，多下点功夫，也是能见成效的。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：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当代大师级的学者，具有广阔视野和高度开放的现代意识的学界领军人物，与他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到大学毕业，去南京接受现代教育密切相关。当时的金陵大学（包括附中）和中央大学可谓大师云集，教师可以在两校兼课，学生可以在两校听课，像黄季刚、胡小石、刘衡如、胡翔冬、吴梅、汪辟疆、林公铎、汪东、王晓湘等名师的课，他都认真的听了，转益多师，融会贯通，与时俱进，终成大家。他的专业是古代文学，但对中外文艺理论和现当代文学创作都很关注。因此，在他当系主任期间（1947-1952），凡是无人肯教的课，他都自己来承担，例如应历史系系主任吴于廑之邀，讲一年制每周三节课《中国文学通史》，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种制作“压缩饼干”似的任务，吴于廑先生是他的好友，盛情难却，他就自己去讲这门课，因他取舍得当，突出重点，讲授生动，效果很好。收在他的全集第十二卷的《程氏汉语中国文学通史》，就是在当年讲义基础上修订的，具有鲜明的特色。例如明代兴起的八股文，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大都视八股文为反面教材，花极少篇幅，点到为止；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我接受教育部授予编写《明清文学史·明代卷》的任务，千帆老师就曾嘱咐我：“应将八股文列专章”，我从明代文学的全局考虑，原则上接受老师的意见，八股文的篇幅、内容相当于一章，但在编目上却列为节。程氏著文学史则把八股文列为专章，叙论允当，在众多文学史著作中可谓首创。再如原由丽尼（郭安仁）教文艺学，人调北京后，这门课没人承担，程先生就自己来教。还有当时四年级的写作课，教写总结、写报告之类，也没人愿意干，他也就自己去教，效果都很好。这都与他丰富的知识结构、广阔的视野、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密切相关。
教学与科研
学术帅才，善于创新
▲1978年6月，程千帆在武大九区家隔壁的东湖铁路疗养院大门口。
在上个世纪那场“扩大化”运动之前，武大中文系教师阵容之强盛，在全国都是颇有名望的。老先生有以刘永济、刘博平、徐天闵、黄焯、席鲁思为代表的“五老”，中年教师有以程千帆、刘绶松、袁昌英、沈祖棻、李健章、周大璞、胡国瑞、李格非为代表的“八中”。1956年《文学研究》（后来改名为《文学评论》）初创，特聘刘永济、程千帆两先生为编委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程先生既是学识广博的通才，又是由博返约，学有专精的专家，毕生著作等身。他作为教师，与科学院的学者在科研项目方面有明显的区别。教师所面临的任务，首先是教学，科研方向与教学活动密切相关。宋代思想家、文学家朱熹《观书有感》诗云：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教学活动过程，正是教师从事学术研究的“源头活水”，程老师的绝大多数学术著作是在授课的讲义基础上，不断修订、充实、提高而成为佳作的。每部著作都有其鲜明的特色，具有学术个性。特别是像文学史这类著作，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，在有几家著作问世的情况下，难免会有所雷同，而他却能在略有所同的情况下突出其所异。这在前面提及的《程氏汉语文学通史》、《两宋文学史》、《元代文学史》等著作中，就足以见出其学术共性与个性。武大在四川乐山时期，他为教学而写的《文论十笺》、《史通笺记》、《校雠广义》等专著，别人似无同类著作，其学术个性似更突出。1957年参与“鸣放”而获罪，冠以“右派元帅”称号，先后下放八里湖、沙洋农场劳动，其间有一段时间，正是1961年大饥荒之时，放宽政策，让“右派”回校做教辅工作，程先生回到中文系资料室，他不仅把资料工作做得非常出色，各个学术专题剪报、资料卡片齐全，还利用掌握学术信息的有利条件，在业余时间作学术研究。收在先生《全集》第八卷的《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》和《古诗考索》中的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考据文章，就是在这期间写的（每篇末尾，标明写作年月）。他是那种得一支点就能创造奇迹的人。“史无前例的浩劫”，他当然在劫难逃，丰富的藏书被抄散，《金瓶梅》、《西厢记》之类小说、戏曲通俗读物，被造反者抢劫，著作手稿当作罪证没收。大约1973年前后，原中文系所在地“工农楼”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子，发现一口铁锅中堆满写有程先生姓名的手稿，沈先生得知，如获失而复得的至宝，抱回家去，其中就包括上述书稿，《校雠广义》稿已霉烂不堪（《校雠广义》分版本、校勘、目录、典藏四卷，晚年由其弟子徐有富协助重写。），劫后幸存，亦是奇迹。
他文史哲兼修，学贯古今中外，在文献学、古代文学、古代文论三大专业领域，都取得被学术界公认的建树。在古代文学方面，贯通文学史，尤精于诗，特别是唐宋诗，这是有丰厚家学渊源的，他的叔伯祖父、父亲，都是著名的诗人。他不愿意搞选本，只因为教学工作需要，才与先师母沈祖棻合作搞了从汉魏六朝以迄唐宋的《古诗今选》，具有鲜明的特色，选篇精当，一些艺术性可谓上乘而一般人认为思想性不强的，他们选了，例如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程先生曾多次讲授《杜甫研究》，也出版过《宋诗选》，但最后作为专项科研成果收入《程千帆全集》的是《杜诗镜铨批钞》、《读宋诗隨笔》。还值得一提的是《被开拓的诗世界》一书，是与莫砺锋、张宏生合作的，但最具创意的一篇，《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——读杜甫<饮中八仙歌〉》，为程先生所独撰。据我所知，还有一些论文，例如研究辛弃疾、元好问的论文，均未收入《全集》，我体会其用意是：去除一般，独存精髓，不追求字数之多，而重视质量之高，保留真正是独创性的成果。前《文学遗产》主编徐公持曾说：“当代学者，研究中国文学取得最高成就的是南方程千帆，北方钱钟书。”这是很公允的评价。
无论在武大，还是晚年到南大，凡是经他传授的入门弟子，在教学与科研事业上都有所成。我国的第一个文学博士莫砺锋，就是他培养的。他的人格魅力，具有极强的凝聚力。诚如王瑶先生所称赞：“程千帆很善于带学生。”在他指导下学习和工作，有如沐春风之感。每当我在治学上遇到困难或有所犹豫时，他就用巧妙的方法开导我。例如我感到撰著《中国文言小说史》战线太长时，他就引用荀卿名言写了条幅“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”，托张三夕师弟带给我，并题写我的书斋名为“穿石居”，每当抬头见此教诲，懈怠顿消。此书完稿后，他审阅了书稿，并撰序一篇，以示鼓励；同时交给我一副重担：任《中华大典·文学典·明清文学分典》主编，1200万字，由我推荐副主编和选聘编纂人员，经费包干，并嘱我去南京参加相关学术会议。其间我向他提及一些棘手的问题，临别时他将宋人方子通的一首七绝，写成条幅赠给我：“溪流乱石碍通津，一一操舟若有神。自是世间无妙手，古来何事不由人。”我当然心领神会，要有善于处理复杂困难问题的方法和毅力。在一定的时间内，要完成巨大的文化工程，必须掌握一个方向性的基本原则，以确保《大典》的质量。他在来信中明确地提出衡量与把握质量的标准是：不误、不漏，这个顺序不能颠倒，力求不出错误是第一位的，因受字数限制，绝对不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，但不该漏的尽可能不漏。我算是比较勤奋的，但也不免有偷闲懒散之时，为免误《大典》重任，在给先生的信中，我请他写一副鞭策性的对联，他认为我有这种精神很合他的心意，很快就把对联寄来了：“恪勤在朝夕；俯仰愧古今。”程先生组织、协调、领导学术群体的才能，确实不同凡响，具有大师超凡的气度，是学术上真正的帅才。可告慰老师的是：付出我们四代人辛劳的文化工程——整个《文学典》的六个分典，均已如期出版。
对待家人与事业
执着忠诚，穷而弥坚
▲1996年5月，程千帆在吴志达的陪同下为沈祖棻扫墓。
千帆老师的心，是灼热赤诚的，像炉火似的热，又像秋水似的清。他的心总是那样坦荡透明，年逾不惑而心无城府。对家人温馨忠诚，对学生友人重信谊、笃真情，对事业执着追求，对国家和人民，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从1952年秋到1956年9月，沈祖棻先生应邀先后在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和南京师大任教。沈先生的健康状况不太好，所以总是程先生去苏州或南京相聚。但他工作很忙，有一次为了能按约定的日期赶到南京，（当时一般只能坐船，需要两天一夜34小时），他就急忙乘飞机如期赴约，那年代乘飞机可不像现在这样容易。
1956年10月，沈先生调回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，为祝贺他们全家团聚，全系教师和研究生在行政大楼第一会议室举行联欢会。系领导和老师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在一片掌声中，程先生神采飞扬、满腔激情地吟唱了沈先生作的一首词《浪淘沙》四首中的第一首，以表达沈先生抗战时期的忧国之情，而与眼前的幸福欢快作对照。这也是当代文坛佳话。在家庭生活中，正是这种高雅温馨之爱的力量和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撑，使程先生在遭遇“扩大化”运动的沉重打击，以及“史无前例”的浩劫中，能够坚强地度越困阨不堪之境。千帆师被贬谪到农场从事惩罚性的劳动，在他们来往的书信或所作的诗歌中，抑或偶获恩准得以回到学校最荒僻的穷巷陋室少聚，都洋溢着人间苦涩而又深挚的至情。他们既是患难夫妻，又是文章知己。先生秉性旷达爽朗，对于“以非罪获严谴，厕身芻牧者垂二十年”的不公正待遇，并不十分介意。唯沈先生的不幸车祸惨死，心灵受到重创，既悲且愤。那是在1977年6月间，我闻此噩耗，顾不得会不会挨批判，前往他家吊唁。先生的爱女丽则在门外洗衣服，双眼红肿，哽咽着说：“爸爸在屋里。”我走进房门，只见千帆师孤零凄凉地坐在书桌旁，左手缠着绷带悬挂在脖子上。目视此情此景，黯然神伤。我们紧握着手，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，唯泪眼相对，心灵共鸣，同命相怜。我们师生两代人的命运何其相似，苍天为什么这样冷酷！
我国自古以来正直的知识分子，有关心国事民瘼、直言敢谏的传统，而这种诤谏精神，又往往与对“圣君英主”的理想和希望联系起来。有一次，我和延霖去程先生家，与他谈学术问题，谈及宋明理学与士大夫的精神面貌，他对明代嘉靖年间一批正派士大夫为国家民生大计“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”的品格，深为赞赏。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，就是每个时代，每个阶级，都有自己的忠臣。所谓忠臣，就是意识到社会的忧患，具有责任心和使命感，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置个人荣辱得失于度外。正基于这种思想认识，当1957年春邀请知名人士出席整风座谈会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和程先生一样，本着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”的精神，坦诚地直抒己见，谁也没有料想到，会上发的谠言，竟成了入另册的罪状。
直到1975年，终于盼到了“乌头白，马生角”，程先生戴了十八年之久的右派大帽终于摘掉了。又立即奉命“自愿退休”。说起摘帽，不能不令人对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产生由衷的敬意。那是在沙洋农场，程先生驾着牛车顺着下坡路疾奔，前面却来了一群放学归家的小学生，眼看就将出现牛车撞倒一群小学生的惨剧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先生毅然跳下牛车，牵着牛鼻子拐个弯，小学生免遭横祸，而程先生自己却折断了腿骨，受重伤卧床几近一年。正是这种舍己救人的壮烈行动，感动了“上帝”，在他所属那个班组群众的强烈呼吁下，才摘掉那个帽子。
一个长于治学、才华出众的学者，正当年富力强之时，被迫“放下了笔杆子，拿起了放牛鞭和粪耙子”，确实是非常令人惋惜的。我感到钦佩的是，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，只要有可能，他就悄悄地拿起书本或挥动笔杆。在十八年间，大约将近一半时间是在校内农场或中文系资料室工作，白天放牧或到资料室坐班，晚间回家，与沈先生论诗谈文，读书写作，照旧不误。在沙洋农场劳动时，还利用晚上开放图书馆之机，认真地读了汉隋八代史。特别是在奉命退休，成为街道居民后，更加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耕耘。1978年春，我去看望他时，看见在他书桌右侧墙壁上，贴着一张毛笔写的纸条，上书“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他对我说：“这看似老生常谈，我就是要以惜分阴的精神，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。”这不是空话。我每次去看他，他都在伏案写作，以每天写三千字左右的速度，整理沈先生遗留的论著和诗词创作稿。左丘明、屈原、史马迁等古人发愤著书，大概就是这种精神。明乎此，就不难理解，从1979年至1999年二十年间，程先生的学术成果，真可谓著作等身，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五卷本《程千帆全集》是他生前定稿的，为纪念他百岁诞辰，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经修订的《元代文学史》，还有由师母陶芸编的《闲堂书简》，从中可见对友人和学生的真挚情谊以及治学之道。他曾经用形象化的语言对我说：“一棵扎根深土的树，即使把它的枝干砍光了，也会萌发出新芽的”，实践证明，这也是真理。
在1957年之前，沈先生就曾与程先生相约：“要在喝彩声中退场。”于是程先生于1990年在一级教授的岗位上，声望最为隆高之际，主动上书引退；而对培养青年学者和著书立说工作，仍然孜孜不倦。他是在2000年5月中旬主持通过《中华大典·文学典》最后两个分典《魏晋南北朝文学》和《文学理论》的样稿论证会后，于6月3日溘然长逝的。他对学生的遗嘱是：“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、乐群、勤奋、谦虚之教，不坠宗风。”弟子们都铭记于心。
>原载《长江学术》2016年第1期，题为《不思量 自难忘——忆千帆老师的几件事》 。小标题中的大字为编者所加。